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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布鲁姆曾对何塞·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有过至高评价，认为他是“在世最具天赋的小说家”，作品展现了“无尽的创造力，无尽的良善，无尽的技巧”。但他同时也对后者倍感困惑，困惑这样一个天才作家“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长大”。在布鲁姆看来，萨拉马戈于2002年春天在约旦河西岸发表的那份公开演讲，是“想象力和人性不可饶恕的失败”——那时是萨拉马戈同尼日利亚剧作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南非诗人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等人组成的作家代表团初访巴以冲突地区，演讲中，萨拉马戈尖锐地将巴勒斯坦人在拉姆安拉的处境与二战时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处境并举，招致一连串质疑他“反犹主义”的骂声。但他仍不屈不挠，事件发酵六个月后，他的回应措辞愈显犀利：“我没有说拉姆安拉和奥斯维辛一样。我说的是，奥斯维辛的精神重现在拉姆安拉。我们八名作家都发表了谴责声明，但以色列人并不在意其他人的。他们只对我跳脚，是因为我的手指戳中了奥斯维辛的伤口。”
锋利如斯，也是萨拉马戈的小说给人的直观感受。无论是根基于18世纪宗教裁判所的《修道院纪事》，隐喻欧洲共同体时代身份认同问题的《石筏》，或者是被指冒犯罗马天主教会的《耶稣基督福音》，萨拉马戈的小说拥有各种不尽相同、出人意料的想象，但在所有异想天开的外衣之下，是他作为左翼作家终生对当代政治与社会的诸多议题孜孜不倦的批评。用瑞典学院在1998年写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他“用想象力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持续不断地触动着我们”。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只用舌头伤人。”
寓言式写作
“我认为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学体裁，不如说是一个文学空间。就像大海是由许多河流汇聚填满，小说则由科学、哲学、诗歌的分流汇聚，包容所有。它不是简单地讲故事。”萨拉马戈在2006年英国《卫报》的采访中这样说。他的小说极具特色，那些始于大胆想象的故事：一种前所未见的疾病让每个人失明、伊比利亚半岛突然变成石筏脱离欧洲大陆、一个18世纪牧师发明一艘以人类意志为推动力的飞行器，常常让人想到南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巴尔加斯·略萨；意识流式滔滔不绝的写作、对内在思绪的分割重组有些乔伊斯和伍尔夫的影子；而晦涩的风格和错综复杂的情节，在历史与现实交织中透出的思想深度，又令人想到阿根廷作家豪尔赫·博尔赫斯；还有他对普通人在官僚系统中遭遇的细致描绘，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极致幽默又极致讥讽的处理方式，使他被视为卡夫卡的现代主义接班人。但萨拉马戈最终自成一家，在所有的瑰丽想象与文字戏法之下，在对生死、权力、关系的深刻透视之下，以及对人性之复杂的细致剖析之下，是他独特的寓言式写作。他的小说往往起源于一个想法的闪现，然后是标题，然后是文体，如他自己所述：“我以书名中蕴含的某种思想为出发点去写一本书，解决我所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希望能解决我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中面临的问题。”
1995年出版的小说《失明症漫记》是萨拉马戈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小说中，一场人传人的失明症在城市蔓延，最初的感染者们被送至精神病院集中隔离，直到所有人都染上失明症，他们重获自由，却也发现自己置身一个更绝望、更疯狂、更原始的世界，昔日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文明与道德在生存本能面前显得天方夜谭。只有处于叙事中心的几个主角，以眼科医生的妻子——唯一的未失明者——为中心的小圈子，似乎在野蛮现实中团结成了一个微妙的文明堡垒。它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崩溃的寓言，新冠疫情时代，读者更看到小说的想象演变成了惊人的现实；尽管，对萨拉马戈而言，这部在他自己患上视网膜脱落症后写下的作品，更关乎对后现代社会里普遍人性的思考：“这种失明并非真正的失明，而是对理性的盲目。”他在谈到《失明症漫记》时说，“我们正在一天比一天失明，因为我们越来越不愿睁眼去看世界。”他将小说称为对富裕国家追求更大财富，却让贫困者愈加贫困的隐喻，整个故事被概述为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300人拥有的财产与最贫穷的40%的人拥有的财产一样多，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吗？”“我们是理性的生物，但我们的行为并不理性。如果有理性，世界上就不会有饥饿了。”这种左翼政治式的关切，贯穿了萨拉马戈的一生。
一个终生战斗者
作为一个典型的大器晚成型作家，人们往往热衷于讨论萨拉马戈在60岁之后创作出的无限丰盈的作品，和他那充满争议的政治观点，但解开所有谜团的，却是他60岁之前的人生。1922年11月，萨拉马戈出生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东北约60英里处一个靠养猪谋生的农村贫民家庭。童年的夏夜是外祖父在屋外的无花果树下哄他入睡，讲着一个个匪夷所思的“传奇、志怪和恐怖故事”。他后来回忆，正是这些“不知疲倦的记忆谣言”激发了自己的文学想象力，“如果我的祖父是一个富有的地主而非不识字的养猪人，我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贫穷、宁静的家乡也在萨拉马戈身上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记：印在他出生证上的姓氏不是家族姓氏德·索萨（de Sousa），而是萨拉马戈（Saramago），在葡萄牙语中意为“野萝卜”——那是村子里的村民们给他父亲取的绰号。是当时登记的工作人员喝醉了填错的，还是故意为之的恶作剧，如同外祖父的故事一样无从知晓。
美国作家费尔南达·艾伯斯塔特（Fernanda Eberstadt）指出，正是这种农村根源，使萨拉马戈的小说呈现出典型“民间传说式的感性”，有别于许多美国与西欧文学中的中产阶级、城市主流文化写作传统，而更接近于苏联小说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的荒谬主义以及南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因为“幻想和寓言是在政治独裁统治下成长的作家的自然出路”。在萨拉马戈3岁的时候，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的葡萄牙共和国，此后48年，葡萄牙都处于一个以“上帝，祖国，家庭”为口号的法西斯政权统治之下，从短暂的卡尔莫纳（António Oscar de Fragoso Carmona）时期，一直到漫长的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时代。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限制，萨拉马戈没能上完文法学校的课程，12岁时被转入一所技术学校。毕业的头两年，他成为一名汽修师，也在业余时间培养了对文学阅读的终生兴趣。1947年，在葡萄牙社会福利机构工作时，他发表了处女作《罪恶的大地》，然而反响平平。接下来的几年，他在一家金属公司当过锁匠，也在一家出版社当过生产经理，同时从事翻译、杂志评论、报刊专栏和社论写作的工作。一直到1977年，他才推出自己的第二部小说《书画手册》。“我无话可说，所以我什么也没写。”萨拉马戈以其惯有的冷漠解释自己30年的创作空白期，尽管，他在这30年间经历了婚姻破裂和工作失意——往往是因他的政治立场。“我受苦了吗？不过是和数百万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政权下的同胞们一样。”1969年，他从一个“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正式转为葡萄牙共产党员。
1999年10月，时任法国财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左）为萨拉马戈颁发“荣誉军团勋章”。
萨拉查于1970年去世，他的独裁体制在苟延残喘了四年之后，也终于被左翼武装组织领导的起义成功推翻。萨拉马戈获任葡萄牙《新闻日报》的副主编，在他的领导下，这份报纸很快成为葡萄牙共产党的非官方党报。但许多葡萄牙知识分子对他的反感也源于这一时期，“对萨拉马戈来说，黑就是黑；没有不同观点，没有辩论。他对在报社工作的非党员很苛刻，可以说让他们的生活非常难过。因为这些，他的强硬形象延续至今”，葡萄牙书商豪尔赫·德·阿泽维多（Jorge de Azevedo）如此评价。萨拉马戈的好光景没有维持多久。1975年11月，葡萄牙政治形势再次发生剧变，温和右翼上台后，萨拉马戈立即被解雇在《新闻日报》的工作。
但他对这场变故却似乎相当乐观。“被解雇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运气，它让我停下来反思，也是我作为作家生涯的开端。”萨拉马戈说。小说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他的激进左翼政治观点的延续与拓展。1984年的《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是萨拉马戈最直接的关于独裁统治的小说，以萨拉马戈的同胞、葡萄牙现代主义诗人和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给自己创造的异名之一里卡尔多·雷耶斯（Ricardo Reis）为主角。独善其身的雷耶斯与彼时正在欧洲大陆崛起的极权主义所要求的大规模个性瓦解，形成了鲜明对比。1991年的《耶稣基督福音》则被视为萨拉马戈最具颠覆性的作品，作为旗帜鲜明的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将耶稣大胆描绘成一个有着私心杂念、不甘心为人类牺牲的凡人形象。这部小说不出所料地受到葡萄牙和梵蒂冈天主教会的强烈抨击，也遭遇葡萄牙政府的审查。争议一直持续到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梵蒂冈报纸《罗马观察报》评论他获得的是一个“意识形态倾斜”的奖项，而萨拉马戈毫不客气地回应：“我不需要为了诺贝尔奖而放弃共产主义。如果我必须放弃我的信仰才能赢得诺贝尔奖，我会放弃诺贝尔奖。”
1998年，萨拉马戈在法兰克福书展。
《耶稣基督福音》之后，萨拉马戈几乎将自己终生流放在非洲西北、距离葡萄牙约1500公里的加那利群岛，这也导致他之后的小说完成了标志性的转折，剥离了所有葡萄牙历史与社会的特质，不再喧嚣、混乱、臭气熏天，而是转向更加严肃且具训诫意味的普世寓言，所有故事发生在一个像电脑游戏一样程式化的讽刺性城市景观中，人物被抹去名字，只用身份或职业做区分，此间代表作是《失明症漫记》和《所有的名字》。
不过，比起小说，萨拉马戈似乎更热衷于利用自己的文学名声进行政治和社会学演讲，参与真实世界的变革。被问及是否认为艺术家有义务承担政治角色时，他的第一回应是：“这不是一个角色。”“画家作画，音乐家作曲，小说家写作。但我相信我们都有一定影响力，不是因为我们是艺术家，而是因为我们是公民。作为公民，我们有义务进行干预和参与，改变社会的是公民。”他直言不讳地反对全球化，在他看来，世界实际上是由不民主的机构管理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人们活在一种我们拥有民主制度的幻想中，但这只是民主制度的外在形式。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豪政府的统治下”。他把世界寄望于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运动：“我认为我们需要把那些不放弃、不离开街头的人们组织起来，举行一场全球抗议运动……我们必须不断抗议、抗议、抗议。我们别无他法，必须不断说出来，说我们不想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战争、不平等、不正义，让那些已经生无可恋的数百万人还要每日遭受屈辱的世界里。我们要言辞激烈地表达，并且如有必要，在街头待上好几天，直到当权者意识到人民并不幸福。”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降b小调
编辑：喜乐
图片：Getty，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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