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应该是靠卖观点吃饭的，专栏又不能开天窗，所以在压力之下，专栏作家们频频使用剪刀加浆糊的写作“技巧”。意见领袖法里德·扎卡里亚近日也因抄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犯下的错，是否严重得不能被原谅了？
文学作品是否够出色，看的，不是它的内容高雅或通俗，而是当中所凝聚的作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是否够严肃。对于将文学创作视为自己人生使命的A.S.拜厄特来说，文学该是启迪思维、解放思想的途径。
去年，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在大陆出版，让大家迅速喜欢上了这位很会讲故事的老先生。今年推出的《台湾念真情》，与《这些人，那些事》一样，同样改编自电视节目的旁白集，却是一档制作了15年、因为两次重播在电视上停留了十年之久的节目。与吴念真聊天，听他提到最多的便是“朋友”，出演电影《一一》的男主角NJ，是因为帮朋友；最开始拍广告是因为帮朋友修改文案；排演舞台剧是因为帮朋友；拍摄《台湾念真情》，里面的许多受访者到现在都是好朋友……在他看来，人与人的缘分会随时消失，所以，珍惜眼前人变得尤为重要。翻开《台湾念真情》的自序，最后一句大概最能道出他的心声：“那些地方，那些人……感激不尽”。
来自西班牙的苏珊娜•富尔特斯，1994年以处女作《亲爱的柯多•马提斯》摘得当年最佳新人奖，其后又陆续获得春天文学奖、西班牙文学批评奖等重要奖项，此次上海书展亮相的《等待卡帕》荣获2009年西班牙费尔南多•劳拉小说奖。其作品先后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目前苏珊娜在任职教师的同时，从事写作，并为西班牙《国家报》专栏及各类电影、文学杂志撰稿。
凯瑟琳·布是现任《纽约客》专栏作家，曾因报道智障者受不公待遇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国际安徒生奖“出人意料”颁给两位被誉为“写给成人看的儿童作家”，林德格伦奖得主在作品中融入对当代社会的思考，插画家莫里斯•桑达克的离世，让人们对他颠覆性向儿童展现黑暗面的致敬达到高潮，这都提醒着我们：儿童文学正发生某些微妙变化。
多萝塔在高中毕业前就写成了被评为“冷战结束以来东欧-俄罗斯文学艺术复兴两部重要作品”之一的《白与红》，但她坚持认为种种政治色彩的分析都是标签化误读。事实上，虚无主义是这位本尊对作品的解释，也是80后甚至90后的多萝塔们不自觉深陷的漩涡……
有些作家喧嚣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之后被人诟病；有些作家盛开于自己生命之后，令人扼腕。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则像一朵花期冗长的植株，在20世纪20年代华丽绽放，后被人们遗忘，直到近些年，获得罹难后的第二次脉动。
第一次看到“巴黎评论”的名字，很好奇，明明是英语的，为啥叫“巴黎评论”？后来慢慢知道，美国上流社会和精英知识分子多半有“恋欧癖”（europhile），尤其恋法国巴黎，前有海明威《流动的盛宴》，今有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为证。《巴黎评论》就是个美国阔少爷在巴黎创办的，他自知向有名的批评家索稿不容易，所以每期主打一篇重头作家访谈。
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你可能和我一样，都觉得菜市场和超市比起来，是个象征着低廉的地方。但是近几年，这么想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市场，才是真正浓缩着人情味的地方，最近台湾美食作家韩良忆出版了一本《在欧洲，逛市集》，其中就记录了她在很多城市逛出来的经验。
著名作家师永刚、三联生活周刊著名记者贝小戎，他们阅读了半个多世纪来数百本不同时期的《花花公子》，并采访当年知名的兔女郎、就职过的杂志编辑，经过潜心研究后，撰写出这本《兔子先生 ＜花花公子＞：一个世纪的性态度史》……
他说，在体验死亡后，他只剩一抹鬼魂。但在他骨子里，澎湃涌动的，是由父辈继承而来的政治血液。他是世界重要的历史记忆，他的书，就是这历史忆最真实的载体，让记忆得以留传后世。
他在白宫记者的位置上做了30年,平均每年走10万英里的路途，写25万字的文章，直到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为《华盛顿邮报》撰写每周两期的政治专栏。作为“最少意识形态”的专栏作家, 他一直在美国的政治文化版图上进行着一场“非常困难的走钢索表演”。
1980年，由台湾导演李行执导，秦汉、林凤娇主演的电影《原乡人》得以在两岸放映，电影改编自戏中主角有着客家人身份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的同名短篇小说。距离《原乡人》电影上映的30年后，同样生长于美浓、晚钟理和五十多年出生的林生祥……
在世界的大都会中，或许只有巴黎，文化的悠久和世俗化，可与北京相比。”这是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我十分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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